年9月15日，10岁的德国女孩乌苏拉·赫尔曼从表哥家骑自行车回家，但她迟迟没能回到家。这起案件成为德国最臭名昭著的刑事案件之一，至今仍存在争议。《卫报》于年9月24日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梳理。
只剩一辆红色的小自行车
年9月15日，那是10岁的德国女孩乌苏拉·赫尔曼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乌苏拉是四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下午和哥哥迈克尔一起练完钢琴后，她又回到了学校上体操课。
下课后，乌苏拉前往肖恩多夫村的堂兄家吃晚饭，随后穿过一片云杉林，回到自己家所在的埃辛阿姆阿默西村。那片云杉林里常常会有一些猎人、慢跑爱好者和山地自行车手。
本来这段路程只需要短短的十分钟，但直到晚上7点20分，乌苏拉还没有回到家。乌苏拉的母亲打电话到她的堂兄家，但对方说乌苏拉25分钟前就走了。半个小时又过去了，乌苏拉还是没回到家。
▲乌苏拉·赫尔曼在新学期的第一天失踪了
乌苏拉的家人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了，他们冲进了那片森林，大声地喊着这个小姑娘的名字。“乌苏拉”三个字在黑暗的森林中此起彼伏的传出来，但没有任何回音。
不到一个小时，邻居、警察、消防队员和嗅探犬也都加入了搜救行动。火把的光束扫过森林旁的湖面，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夜渐渐深了，还淅淅沥沥的下起了雨。那天夜里，乌苏拉的红色小自行车被找到了，倒在森林小径20米外的地方，但乌苏拉不见了。
天亮之后，搜寻力度也加强了。数十名身穿雨衣和橡胶靴的军官在茂密的森林中搜寻，直升机在森林上空盘旋，一艘警艇和潜水员也在湖里搜索着。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这个身高1.43米，金色短发，身穿灰色羊毛开衫和红棕色凉鞋的小女孩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神秘来电
星期四早上，距离乌苏拉失踪已经超过了36个小时。
电话铃声打破了乌苏拉家中悲伤的寂静，乌苏拉的父母急迫的接起电话，没有人说话。电话那头一片寂静，接着响起了短促的叮当声，紧接着又是一片寂静，铃声又响了起来，随后电话才挂断。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又有三个类似的电话打来——让人非常困惑，又使人后背发凉。当地警察局的一个小组驻扎在了乌苏拉的家里，开始记录这些神秘电话。
到了周五中午，邮递员给乌苏拉的父亲寄了一个信封，上面写着“紧急”。里面是一张赎金纸条，用从小报上剪下的词语贴起来组合而成。
▲绑匪送来一封信
“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如果不想被撕票的话，拿45万德国马克（约合万元人民币）赎金来。”这封信是绑匪在开始打电话之前就寄出的，因为信中说，会用叮当声给乌苏拉一家打电话。“你只需要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付钱……如果你报警或不付赎金，我们会杀了你的女儿。”
那天下午，电话铃声又响了，乌苏拉的母亲接起电话，叮当声响起，她表示同意支付赎金。乌苏拉的妈妈想要确定女儿还活着，就提出要求说：“乌苏拉的两个毛绒玩具的叫什么？”
但绑匪没有回答，乌苏拉的妈妈不淡定了，她朝着“你说话呀，你说点什么！乌苏拉是不是还活着！”
第二封信
同一天晚上，绑匪寄出了第二封信。9月21日，也就是星期一，乌苏拉的家人收到了这封信。
信中提了一些奇怪的要求，绑匪要求乌苏拉的家人用张旧钞票，装在一个手提箱里。然后要乌苏拉的父亲独自一人，把手提箱送到一个指定的地点。
乌苏拉一家并不富裕，她的爸爸是一名教师，妈妈是一名家庭主妇，养育他们兄弟姐妹四人。邻居们为他们筹了一些钱，当地政府表示愿意支付其余部分。赫尔曼一家准备好钱之后，就焦急地等待更多的指示。但他们再也没有收到信，也没有再接到过电话。
警方仍然没有线索，两周过去了，警察决定再次在森林进行搜寻。警方出动了一百多名警察和10只嗅探犬，将森林划分成一片一片，逐一进行搜索，并用金属棒探测地面。
没有受伤，是活埋
到了搜寻的第四天，那是一个阴蒙蒙的的星期天，警方的搜寻范围已经覆盖了森林的大部分。这也是乌苏拉失踪的19天。
▲木箱构造示意图
那天上午9点半，一声尖叫传出森林。在离湖边小径大约米远的一个空地上，一名军官在探测土壤时，碰到了坚硬的东西。另一名警察冲过去，扫开树叶，铲掉一层粘土，发现一条棕色的毯子。
警察把毯子取下来后，发现一块木板，似乎是一个箱子的盖子。这个木板长72厘米，宽60厘米，有一张小咖啡桌那么大，被涂成了绿色。警察撬开固定在上面的七个滑动螺栓，取下木板，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乌苏拉在里面，她的身体冰冷，毫无生气。
警官把小乌苏拉抬出来时，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两名警察慌忙跑到乌苏拉家里，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乌苏拉的母亲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乌苏拉的父亲则是在反复的询问：“我女儿死之前受伤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乌苏拉在死之前并没有受伤，更准确的说，她是被活埋的。尸检结果显示，乌苏拉在被埋后30分钟到5小时内死亡。木箱子里没有挣扎的迹象，甚至没有移动的迹象，医生们认为，乌苏拉是被下了药，很可能是二氧化氮，之后才被放进了箱子里。
木箱里有什么？
这个木箱的结构很是奇怪，深1.40米，里面装有一个架子和一个马桶，马桶盖放下就是一个座位。里面有三瓶水，12罐饮料，六个大巧克力棒，四包饼干和两包口香糖。里面甚至还有一个书架，放了21本书，唐老鸭漫画、西部小说、浪漫小说和惊悚小说等。
▲木箱模型
除了这些东西，里面还有一盏台灯，一台便携式收音机，这个收音机的频道所在的电台，正是会播放乌苏拉的父母在电话中听到的铃声的电台。
为了让乌苏拉能够呼吸，这个木箱还设计了一个由塑料管道制成的通风系统，延伸到地面。但这个设计并不能起到通风的作用，木箱内的氧气很快就会耗尽。
这个木箱重60千克，警方因此揣测，肯定不止一名绑匪，可能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把它运到树林里。行凶者一定很了解这片森林，因为他们选择了森林里的一个偏远地点，并且在挖洞和穿过茂密灌木丛时避开了人们的注意。
附近的村庄里人心惶惶，家长们不敢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半步。离奇的作案手法是的这宗案件被广泛的传播开来，甚至在这个可怜的小女孩的葬礼上，都来了很多的记者。
“他让我在森林里挖了一个洞”
为了找到凶手，警方开始悬赏获得线索。很快一个叫做沃纳·马祖雷克的31岁男子走入了警方的视线。
马祖雷克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离乌苏拉家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他是一名汽车修理工。他身材魁梧，脾气暴躁，还有一些外债，欠一家银行超过14万马克，所以他有动机。
在乌苏拉尸体被发现一周后，警方对他进行了审问。
最初，马祖雷克无法回忆起乌苏拉失踪当晚的行踪。24小时之后，他才说自己一直在和妻子和两个朋友玩棋盘游戏。警方对他的家和修理店进行了搜查，并没有发现任何与犯罪有关的线索。
当月晚些时候，鉴证小组在检查木箱时，发现在一块胶带上有指纹。警方再次燃起了希望，但该指纹与马祖雷克对比并不匹配，与数千名当地人的指纹也不匹配。
但警方仍怀疑马祖雷克与此事有关。年1月底，他和两个朋友再次被警方审问，几天之后才被释放。
一个月后，马祖雷克的另一个朋友克劳斯·菲芬格被审问，他是一名因酗酒而失业的技工。菲芬格的房东说，案发前几周，他看见菲芬格把铁锹和拖把绑在一起。
菲芬格最初表示他是清白的。但在审讯的第二天，当审讯人员休息时，他和警察局长单独谈话，他说了一句令人吃惊的话：“如果我知道什么呢？”
当审讯人员回来时，菲芬格告诉他们，年9月初，马祖雷克让他在森林里挖一个洞，承诺支付0马克（约合元人民币）和一台彩电。菲芬格说他已经挖了这个洞，后来看到里面埋着一个箱子。
破案？不！
听了菲芬格的供述之后，警方确信他们已经破获了这起案件。但当警方把菲芬格带到那个森林要他指认挖洞的地方时，菲芬格完全找不到，甚至连方向都不知道。
回到派出所后，菲芬格说：“我要撤销这一证词，我说的不是真的。”在随后的10个月的审讯里，菲芬格都拒绝重复供词，最终他被被无罪释放。
到了年夏天，这起案件的负责人被撤换了，警方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搜查。在整个德国范围内请求协助调查，通过电视节目向人们获取线索，但调查毫无结果。
到20世纪80年代末，调查已经不再继续了。但在德国各地，大多数人仍然记得这个10岁女孩被活埋的悬案。
案件重查，发现相符基因，是他吗？
转眼间到了年，当地的刑事调查办公室开始调查积压案件。这一曾轰动全国的乌苏拉·赫尔曼绑架案被重新摆在了台面上。警方将希望寄托于在过去20年迅速发展的DNA分析技术上。
通过对当初证据的重新审查，警方在木箱的螺丝上提取到了基因样本。这个基因样本与年5月，慕尼黑顶楼上的一起残忍杀害富婆的嫌疑人的基因样本相符。警方感到非常兴奋，未解之谜马上就要解开了。
但这一突破带来的兴奋是短暂的。因慕尼黑谋杀案的嫌疑人是受害者的侄子，乌苏拉被绑架时，他才几岁。
经过再次调查，法官们裁定，这两起刑事案件之间没有联系，至于为什么这两个基因样本相匹配，现在仍然是个谜。
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于审理乌苏拉案的检察官来说，时间不多了。这个女孩的死并没有被视为谋杀，而是被认为是具有致命后果的绑架，这一罪行有30年的时效。再过五年，这起案件就过了诉讼期。
年，检察官们回顾了之前的案件档案，再次锁定了沃纳·马祖雷克。菲芬格已经死了，他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再也无从得知。但马祖雷克还活着，警方开始对他进行监视，并安排了一名便衣警察到他身边做卧底。
警察在他的车和房子里安装了录音设备，窃听了他的电话。同年10月，他家被搜查，警方也提取了马祖雷克的基因样本，但和木箱上的提取到的基因图谱都不匹配。
▲在马祖雷克家中发现一台旧的录音机
但检察官还有一个希望——搜寻过程中，他们从马祖雷克家中发现一台旧的录音机。在乌苏拉失踪后的几天里，绑匪给她的父母打了电话，电话里有叮当声。或许这个录音机就是当年用来放叮当声的设备。
一位声音专家获得了年通话的原始录音，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对录音机进行测试，得出结论认为，这台录音机确实是绑架者放叮当声的录音机。
开庭审理
年5月28日，在乌苏拉去世近27年后，马祖雷克被逮捕。根据规定，死者的亲属可以参与审判，作为共同原告，这使得他们有权查看证据。
但乌苏拉的父母并不愿意到法庭上去，撕开这个将近30年前的伤口，面对那些可怕的细节。这个任务落在了乌苏拉的哥哥迈克尔头上。案发时，迈克尔18岁，他下午才和妹妹一起弹了琴，晚上妹妹就失踪了。
▲乌苏拉的哥哥迈克尔
40多岁迈克尔想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有一种深深的正义感，驱使着他。
年2月，审判在奥格斯堡一个法庭开庭。马祖雷克用一份长达20页的声明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检方提供了对马祖雷克不利的间接证据——他有动机，他需要钱，作为修理工，他可以秘密建造箱子。乌苏拉失踪时，有人看到他在听警察的广播。年，在警方监听到他和一位来自老朋友的电话，他们在电话中讨论了乌苏拉·赫尔曼案的诉讼时效。
除此之外，检察官坚信菲芬格的话是真的，警方的旧档案显示，菲芬格的供词在几个方面都是准确的：森林空地的大小、洞的大小，土壤条件，以及洞的地点。警方认为，他后来无法指认挖洞位置的行为，是在迷惑警方，使自己无罪释放。
还有录音机，年，马祖雷克在接受警方询问时说，他是几周前和妻子在一个跳蚤市场买的。但他无法证明是谁卖给他的，市场上也没有人能回忆起那天出售的情景。声音专家说，在马祖雷克家发现的录音机“很可能”就是绑架者的录音机。
结合上述证据，年3月，马祖雷克被判处无期徒刑。大家都很高兴，这个案子终于真相大白了，凶手被抓起来了。
有异议的人居然是他
法庭上，每个人都很高兴杀害乌苏拉的凶手终于被抓起来了。除了他——乌苏拉的哥哥迈克尔·赫尔曼。
这么多年来，作为大哥，妹妹的死一只是他心中的结。他并没有想过自己去找凶手，这是警察的工作。但在这次审判中，作为共同原告，他决定要认真对待这个角色。迈克尔在审判开始之前，查阅了案件的数万页档案。每到晚上，他把自己锁在书房里，眉头紧锁的看着这些案宗。
迈克尔觉得，有很多迹象表明，马祖雷克可能犯了罪，但仍有一些疑点困扰着他。他不明白，为什么菲芬格撤销的供词，现在被视为真的。菲芬格有严重的酗酒问题，他的前妻称他为“懒惰的人”，绝不会同意挖一个大洞。
更奇怪的是，菲芬格的供词甚至没有署名；据称是几周后调查员根据记忆记录下来的。除了这些，在木盒子上提取的基因样本与菲芬格和马祖雷克都不相匹配。
还有录音机，迈克尔自己就是音乐老师，对声学和音响工程有些了解。他不明白多年前录音机是如何与赎金联系在一起的。绑匪是把录音机拿到电话亭？电话亭周围就没有一些声音环境了吗？
迈克尔的律师劝他不要把这事闹大了，但他还是给法庭写了一封信，称声音专家关于录音机的报告是片面的。当宣布对马祖雷克的判决时，迈克尔在法庭上发表了一项声明：“我不相信他有罪，但我也不相信他是清白的。”
“我要追求真理”
年底，在审讯六个月后，迈克尔左耳中有一种奇怪嘶嘶声，日日夜夜的折磨着他。他认为这可能与案件审判带来的压力有关。
他仍然沉迷于这个案件中，不停地翻看卷宗，甚至使得他的妻子在年和他分居。
▲嫌疑犯马祖雷克
但迈克尔认为他不能放弃。他觉得自己应该对父母，对自己，甚至对德国公众，要去追求真理。“这件案子就这样结束是不对的。”迈克尔坚持道。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计划——年，迈克尔向马祖雷克提出民事索赔，要求马祖雷克赔偿2万欧元，因为他审判后严重耳鸣。他认为，马祖雷克将会提出自己是被错误定罪，不予赔偿，这样法院必须重新考虑妹妹的案件的事实。迈克尔相信，这将是一个“接近真相”的机会。
直到年，迈克尔民事索赔案才得以受理。这一次，媒体又争相报道。大家很疑惑，他为什么不肯停止，是看案件着魔了么？除了赫尔曼的亲朋好友，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操作。
随着民事审判的进行，一些对原判有怀疑的人出现了。马祖雷克的辩护律师是一位退休的物理学家和业余声音专家，名叫伯纳德·海德尔。他清楚地记得年的犯罪报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