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医院哪里好 htt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一切，毫无防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用来形容这些天，是那样的贴切。“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在突然被按下暂停键的危城武汉，既有个人的茫然无助，也有凡人的挺身而出。恐慌，痛苦，感伤，感动……灾难之下，再刚硬的人也变得柔软。我们想通过十个人的讲述，记录这段历史，记录00年这个春天的武汉。我是记者郭静。最早注意到他，是因为一张照片：空旷的站台上，一个孤独的身影背着背包，正准备登上列车。你看不到他的面容，因为，他没有回头。刊发这张照片的微博下，是条评论和4.4万点赞。相比后来疫情中那些大热的微博，这个数字并不惊人。微博刊发的时间是1月3日:46，微博文字告诉人们，受国家卫健委指派，他是上海首位赶赴武汉的医学专家，此时，已快抵达。在大批医疗队驰援武汉之前，这个率先出发的孤独的背影格外让我印象深刻。整整一个月后，医院南六病区见到了他。他叫钟鸣，是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采访那天，他戴着外科手术帽和口罩，这掩藏住了他的英俊；但沉稳的语调后，他的专业、理性、严谨、细致，包括温暖，我感受得淋漓尽致。1一个电话就出发了我叫钟鸣，来自上海医院，是名重症医学科医生。1月3日上午，我作为我们科室负责医疗的副主任，医院的人一起在开卫健委的视频电话会。十点半左右，接到邱海波院长打来的电话。邱院长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之一，医院ICU主任杜斌教授已经在武汉了。邱院长告诉我，需要再调几个人过来，问我愿意去吗？我想，肯定得去。那时候，我对疫情的了解跟大家一样，都是在网上看的。如果说比大家稍微多了解一点，医院内部会议，还有电视电话会议。我大概知道疫情比较严重，病人比较多，有人传人。我回科室拿了些东西，交代了一下工作，就回家准备行李。孩子看到我上班中途回来，还很奇怪，问我，爸爸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我要出差。她说，“你不会去武汉吧？”我说我真的是去武汉，还叮嘱她要听话。她表面没说什么。我们家的性格都是这样，“爱在心里口难开”那种。在家吃了一个午饭，跟妻子、女儿简单地交代一下。我妻子也是医生，早就习惯了。本来这个春节，我们是准备去澳洲旅游的，半年前行程就定好了。想着趁过年有点放松的时间，陪她们去玩一下。我之前在美国待了两年，跟她们相聚的时间并不多。简单收拾一下衣服、行李，我们院工会主席、*办副主任、医务处长到我家来送行，他们还紧急帮我买了些生活用品，然后把我送到高铁站，就出发了。那天，上海只调了我一个人去。武汉“封城”进不去了，我只能先到麻城。那趟车上确实没什么人。湖北省卫健委派一辆车在麻城接上了我，送我到武汉高速公路入口，在这里又换了一辆能够进武汉市区的车。当时不像后来大部队，他们可以包机直接“空投”到武汉。一来就进入最高级别的战斗我是江西人，上大学的时候来过武汉。妻子是在武汉上的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所以我对武汉有种亲切感。印象中武汉是个非常大的城市，好吃的很多。因为热，又喜欢吃辣，大家的性格都是大大方方的，嗓门也大。环境也好，武大有樱花，有长江，有汉江，很漂亮。之前武汉堵车很厉害，这次却出奇的安静。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就像有人说的那样，这个城市被按下了暂停键，一下子就完全凝固了，暂停了。第二天，大年三十。上午就到了金银潭。当时下着小雨。医院的时候，院里似乎完全没有人，和想象中那种气氛还是蛮符合的。邱院长带着我们直接到了南七楼的ICU，医院原来的ICU。在门口穿了很多层衣服进去了。感控专家李六亿老师也在，她一直在和我们强调感控防护的事情。那时候就觉得，好像还真挺严峻的，传染性可能是未知的。等我们全副武装走进去之后，就看到很多很危重的病人和非常忙碌的护士，医护人员都戴着那种带新风系统的正压头盔。刚走进病房看一个病人，旁边就不停地有病人被送进来，医护人员非常忙碌地在准备床位、过床、调试各种设备，呼吸机、ECMO。觉得一来就直接进入一种最高级别的战斗状态，很紧张。我是从事重症医学的，各种大的紧急的场面、高压的场面都经历过，这是我来金银潭的意义所在。但是，平时的急救都是面对一种我们已知的疾病，哪怕它很重。但金银潭那个场面，是未知的，我对病*的传染性、它的发病规律，都是未知的。3太难了......所有的工作都非常难第一梯队到武汉的有四位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除我之外，还有广州医科大学的桑岭教授，他是钟南山院士的学生；郑霞教授，浙大一附院也就医院的，有很丰富处理疫情的经验；还医院的ICU主任郑瑞强教授，他是邱海波院长的学生，当年参加过SARS。当时郑瑞强医院，我们三个留在了金银潭工作。桑岭教授和郑霞教授留在七楼的ICU，把我放在了六楼。六楼是原来结核病病区临时改成的ICU，人员、包括硬件、软件都不是ICU的配置，他们说挑战更大，所以我就来六楼了，一直在六楼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床位都非常紧张，要来的病人太多了，收不进来。每层病区大概有30个床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把病人控制在到4个，是因为我们想提高救治的质量，所有把床位相对控制一下，这样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精细一点，不是疲于应付。但是太难了，首先面临的就是硬件。ICU要求有一定的床间距，因为我们的操作会在床头，也会在床的两边，可能在任何地方。但六楼这个病房原来就是个普通病房，所以做很多事情非常局促，要把床挪来挪去，很麻烦。正常的ICU有吊塔，很多的管路、线路都要放在吊塔上，它是便于移动的。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只有一个床头柜，一个病人只有一个氧气接口，没有压缩空气接口。很多高级的监测设备也没有。我们只能靠那些简单的监护手段来推测，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病理变化。还有人力的问题。通常一个ICU床位要标配.5到3个护士，就算按照5个床位来算，一个病区至少需要60到75个护士。但当时，我们大概只有三十几个护士，而且有一半的护士还不是ICU背景。职业的敏感性、反应性和熟练性会决定很多事情。非ICU背景的护士跟有ICU背景的护士差别是很大的，因为这里的任何一个病人，都是我们原来工作的时候面对的最重的病人，病人出现各种状况，没有ICU背景的话，你根本来不及反应，也没有能力反应。因为是隔离病房，我们的信息交流也非常困难，这么多人的信息，全靠一部对讲机。平时我想知道病人的一些事情，随时到床边去就可以。但是现在不行了，得通过对讲机。病人不好了，我们穿衣服进去起码得15到0分钟，这其间可能又发生很多事情。里面的医护团队如果没有默契、没有熟练度的话，你都不知道病人发生了什么情况；等你去的时候，时间窗又过去了；然后你在里面想做事情，也没有跟你配合非常熟练的护士，这就使得所有的工作都非常的难。4厚厚的防护装备下，所有的感观都被削弱了虽然我是重症医学专家，但治疗传染病不是我的专长。刚来的时候，进病房前按照流程把防护装备从头到尾穿一遍都要花很长时间，而且我也不知道穿得好不好、对不对，虽然有督导老师在边上。按照标准，手套我们得穿两层；如果进病房操作的话，得穿三层。每穿一层，灵活性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有一些操作，比如说摸动脉，戴了两三层手套之后，触觉的灵敏性会下降很多。另外还有很多操作需要精确控制，但我穿了很厚的手套和衣服，动作的精确性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上本身这里不是个标准ICU，就是普通病房，而且是很久以前建的那种普通病房，灯光是普通的几个日光灯，非常暗，戴的护目镜还会起雾，看不清楚，也听不大清楚。整个感觉就是，所有的感观都被削弱了。防护服又重又不透气，经常是一身湿透，对体力也是很大的挑战。年SARS发生的时候，那时候上海只有8个病人，没轮到我去一线。我经历过年汶川地震，当时我是坐直升机空降到汶川映秀边上的三江乡。地震和疫情，虽说都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事件，但感受还是大不相同。汶川地震，风险主要在余震。我们后来睡帐篷，选择空旷的地方，风险性就没那么大了，只要你能睡着，就可以安心地睡一晚上。不像这次新冠肺炎病*，我们对它的传播途径都不太清楚，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防护是有效的。我平时工作的时候这样是不是有效的？我在生活区这样是不是有效的？……其实都不是非常有底，有可能很安全，也有可能不安全，我们处在一种不确定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武器，可以对抗这样的敌人。5一个急转弯般的加速，他们，就离去了回想以前的工作，很多危重病人，虽然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把他们救过来，但是对疾病的发展，我多数情况下还有预测的能力。但是在金银潭，很多病人出乎我意料地离去了。有一个女病人，年纪不是非常大，也就五十几岁吧。我一直对她还蛮有信心的，有一天我甚至跟她说，这两天你再好一点点，我就要把你转出去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结果突然有一天，她的氧合急剧地恶化，快到让人没有办法思考，只有马上气管插管；插管之后在我们高强度治疗下，病情暂时稳定住了，但是一天中午，她突然一下，又氧合呼吸恶化，指标掉下去，再也起不来了。很快心跳就停了，非常的快，心肺复苏都没有效果。真的，我跟她讲话的那些非常鲜活的景象，现在还在我的脑子里，给我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相信这种感受，很多医生都经历了。无论是多大年纪的病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症状往往都不重，甚至有些人没有症状，有些人就是发热咳嗽，慢慢进展到气急；但是当你用了呼吸干预手段，比如说高流量的吸氧，或者是呼吸机无创的支持后，病人又能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一开始我们看到这种病人，都觉得他们的病情是稳定的。但是，一旦进入疾病的加速阶段，据我们观察通常会在起病三周左右，他会很快地进入到快速恶化，快到需要去气管插管、用有创的呼吸机，甚至会考虑要去上ECMO。即使在这种高强度的支持下，呼吸指标依旧非常差，很多病人这时会出现循环衰竭，进入休克状态，或者出现肾功能不全，或者是心肌损伤。从病人加速不好到离去可能就是一两天，甚至一天之内。一个急转弯般的加速，很快就离去了，快到让我们都有些错愕，有一点措手不及。病人们都渴望能够活下去，他们知道我们是来医疗救助的，就很感谢我们。那些感谢的话，我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不由自主就会想很多。想得多，加上人一直处在一定程度的紧张状态中，睡眠就不会像在家里那么深。这就是现实，我已经在这里了，已经在全力的应付了。偶尔休息的时候，也会和妻子沟通交流一些医学上的东西，但主要还是说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我们彼此都希望，每天短暂的交流是一种放松，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让彼此都感到安心。彼此都觉得对方安好，是我们能够安心工作的前提。6一个月之后，我已经像一个战场老兵在这待了一个月之后，我想我还是了解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已经像是一个战场老兵。从刚来对情况不太了解，到初步认识到挑战非常大，再到经受挑战、有好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再到现在，慢慢地摸到了些规律，心态上慢慢适应，也变得更沉稳了。难免有时候也会激动。有时候在病房里看到病人情况不好，本能也会急一下。但说实话，医院要求那么高，或急的次数那么多。因为在一个熟悉的、人力充沛的环境里，大家都有责任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在金银潭，大家已经是拼尽全力，是付出百分之两百的努力在工作了，不是百分之一百，所以你不能提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这里武汉的同事们比我更早进入抗疫情的斗争，早一个月或大半个月。本身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活，是受到了疫情严重影响的。但是我周围这些武汉的同事，几乎没有人说“我不行”，“我要往后退一步”，没有。他们每天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不跟你谈条件，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些同事很多时候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还有很多其他来援助的医疗队，大家心态都还挺好的。我们知道我们很艰苦，但是大家平时在一起还是会开开玩笑。我们都在同一个战壕里，弥漫着一种战壕里的乐观主义氛围，不是每天大家在一起怨天尤人。生活上也非常适应了。我一直开玩笑说，我们住的万豪酒店已经提前实现了共产主义。住店、吃饭什么都不要钱，生活物资就堆在门口，你需要就去拿，完全是按需分配。7金银潭绿化好得就像公园一样相比刚来的时候，我们在流程和经验方面也有了一些收获。流程高效了很多。从一个病人收进来、他应该放到哪个床位上、由谁来管，护士应该做哪些检查，我们上来应该做哪些检查，接下来检查应该几个小时做一次，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病人的不同情况来决定。我们既不想过度的检查——因为在护士如此稀缺的情况下，护士的劳动力是绝对要保证的，但我们也不想放弃任何治疗的机会，对真正危重的病人，我们该检查一定要检查到位。包括气管插管的时机。我们刚来的时候，很多病人插管的时机相对比较晚，氧气指标只要是够用的，我们就觉得还可以。后来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即使氧气的指标够用，病人如果依旧处于一种很窘迫的状态，他的肺还是会继续恶化，所以我要更早地去阻断它，用有创呼吸机去做一个保护性通气策略，避免肺进一步的恶化。现在我们就会区分出来：这个病人如果是年轻的、是有救治希望的，我们就会早干预。我们也总结出来，高龄的病人尤其是男性高龄的病人，或者是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病人，他们的生存率要低一点。过于激进的治疗，会对循环功能和心功能造成负荷，很多时候他可能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了。对这些病人我们就用相对保守的方法来维持。这些改进都是基于经验的积累，是根据前期的斗争经验慢慢总结出来的。最早的时候，全市的重症病人医院医院，我们把这里的工作经验和临床数据反馈给卫健委，卫健委会根据我们的工作基础调整后面的救援方式。比如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地方医院混编成一支医疗队，现在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单位整建制接收。医院就有一支一百三十多人的队伍，整建制接收了武汉大学人民院东院的两个病区，都是自己的同事，都是非常熟悉的人，配合会更默契。现在，医院的负担也轻了很多。绝大多数病人都能得到收治，危重症的比例也大大降低。另外，那些大规模、整建制、实力很强的医疗机构来了以后，他们分担了大量的危重病人的救治。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银潭负责收病人的陈主任，一开始他每天都在不停地接电话，说“一定要来个病人”、“一定要加个床”，现在这种电话越来越少，甚至我们会有空床的时候。金银医院里面绿化最好的，从我工作的六楼往下看，有大片大片、很茂密很茂密的大树。每天上班的路上能看到很多鸟，比如喜鹊。医院生态有这么好的。在医院里面走一走，就像走在公园里一样。可在这一切背后，每栋楼里，都有很多的病人，都有大量辛勤劳动的医护人员。我的女儿今年13岁了，她很开心，因为开学终于延期了，她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现在开始上网课，她又有了新的烦恼：因为作业又来了，每天要在视频里打卡。这也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经历，我相信，她应该也会永生难忘这个经历。
策划：高岩、任捷
采访：郭静、李行健
编辑：章成霞
制作：单丹丹
新媒体：孙雪
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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